汉文字的发展史，无疑昭示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从秦始皇“书同文”到北魏孝文帝“改汉姓、用汉语、行汉制”，再到清朝《康熙字典》的问世，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使用，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巩固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势在必行的“书同文”

西周立国伊始，分封天下，以藩屏周。通过分封诸侯，西周加强了对地方的统治，势力范围不断扩大，但也为后来的诸侯林立埋下了隐患。战国时期，六国各自为政，都拥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货币等，致使交流受阻、文化差异扩大。对此，许慎《说文解字·叙》言：“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

公元前221年，秦一统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当时，上述这些“异”处严重影响了政令传达、经济往来和文化认同。在此背景下，秦始皇开始推行“车同轨，书同文”，尤其是“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许慎《说文解字》）自此，秦朝完成“书同文”，形成官定统一的文字——小篆。

秦始皇的“书同文”是汉文字走向统一，规范化、定型化进程中的关键一步，结束了战国时期文字异形的局面。统一的文字让各地区的民众沟通更加方便，政令传达更为顺畅，加强了中央集权。其更为深远的影响，则体现在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强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认同，巩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心理基础，可谓“利在千秋”。

中国文字博物馆关于“秦统一六国后的政策”、魏碑书体、《康熙字典》的展陈内容

上承汉隶、下启唐楷的魏碑书体

公元439年，拓跋鲜卑统一北方，结束了西晋灭亡以来北方分裂割据的局面，史称北魏。公元471年，受过良好中原文化教育的孝文帝拓跋宏即位后，推行了一系列政策以巩固王朝统治。

当时，除迁都洛阳、改用汉地礼制外，孝文帝还力推改汉姓、说汉语、着汉服、与汉人通婚等，他自己更是改拓跋姓为元姓。在语言文字方面，北魏没有创造本民族的文字，而是继承和发展了汉文字，并将鲜卑文化融入汉文化中。孝文帝把汉语规定为“正音”，提出“断诸北语，一从正音”，从官僚体制方面自上而下地确立了汉语的官方语言地位，对汉文字和汉语言的推广使用起到了积极作用。

孝文帝推行的汉化改革，缓和了此前因长期战乱而导致的社会矛盾，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融合，为国家重新走向统一奠定了基础，是中华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的精彩篇章。

北魏时期还发展出了汉文字的魏碑书体。这种书体上承汉隶、下启唐楷，既融合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粗犷剽悍之风，又保持了中原儒家文化的温文尔雅。魏碑书体笔划严谨而又不失灵动，兼具隶、楷两种书体的神韵，为汉文字的传承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康熙字典》

有清一代，特别是在康乾盛世时期，统治者以史为鉴，多措并举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合、推动文化发展。《康熙字典》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

《康熙字典》由清朝大学士张玉书、陈廷敬等人以明代的《字汇》《正字通》为蓝本，历时6年多编纂而成。全书共分为十二集，以十二地支标识，每集又分为上、中、下三卷，并按韵母、声调以及音节分类排列韵母表及其对应汉字，共收录汉字47035个。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皇帝年号和“典”命 名的字书，《康熙字典》在《字汇》编纂体例和部首系统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形、音、义、书证密切结合的释字系统，标志着中国字典编纂的真正成熟，为后世字典的编纂树立了典范，在中国字典编纂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价值，被誉为古代字书的集大成者。至今，它仍是研究汉文字以及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参考文献。

中国文字博物馆中国文字发展史基本陈展“文字一统”展厅浮雕

作者：郝静 （中国文字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2年第11期

编辑：龙慧蕊  流程制作：韩东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