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作为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文化遗产，长城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与地位。

      宁夏地区南有六盘山守护，北有贺兰山天然屏障，东享黄河之利孕育绿洲良畴，西接河西走廊连通丝绸之路，是农耕文化、游牧文化、丝路文化的交汇之地。历史上，诸多朝代在宁夏修筑长城，境内现存战国秦长城、秦汉长城、隋长城、宋壕堑以及明代西长城、北长城、陶乐长堤、河东长城、徐冰水新边、固原内边等，长城遗址共计1500余公里。其分布之广、数量之多、历史跨度之长实为显著，宁夏也因此赢得“中国长城博物馆”的美誉。

      千百年来，历代文人志士对宁夏长城的书写在边塞诗歌中都占据着一席之地。诸多关于古代宁夏“长城”的主题诗歌犹如吉光片羽，成为见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写照。

宁夏境内的明长城（盐池头道边段） 李鹏/摄

民族交融的诗性表达

      “不到长城非好汉”，毛泽东主席的《清平乐·六盘山》展现了红军胜利的豪迈气概，也让世人领略到宁夏长城的雄浑壮美。

      回望古代宁夏“长城”主题诗歌，就时间和地域分布而言，早期多以“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回中”（指南起汧水河谷、北出萧关的回中古道）为意象，吟咏固原境内的秦汉长城；后期多与贺兰山（多指宁夏与内蒙古交界处的贺兰山脉，或泛指西北地区）、灵州、盐州（历史上灵州城曾三次迁徙，今宁夏吴忠市与灵武市均属古灵州城）相关联，集中于对隋长城、宋壕堑与明边墙的抒怀。就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而言，诗作将长城与西北苍茫辽阔的地域风貌、民族交融的风俗人情以及戍边将士的边关岁月联系在一起，通过“萧关”“紫塞”（紫塞是长城在诗歌中的一种代称，据晋崔豹 《古今注·都邑》载“秦筑长城，土色皆紫， 汉塞亦然，故称紫塞焉”）、“贺兰”“灵州”等意象，或抒发建功立业的伟大抱负，或表现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或感慨修筑长城、戍守边关之艰辛，或赞颂边关雄奇瑰丽的绝美风光，为边塞诗注入了更加刚健、深沉的情感基调，也勾勒出宁夏作为边关要塞的形象，呈现出苍凉雄劲的地域风貌与慷慨沉雄的家国情怀相互映照的审美意蕴。

      诗人们或许不曾想到，个体的情感表达将长城见证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互鉴共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幕幕场景生动再现并流传久远，从而使“长城”主题诗歌成为凝聚长城文化的鲜活文本，展现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承载着守望和平、开放包容的时代主题。

交融互鉴的鲜明写照

      春秋战国时期，今宁夏境内的土地上还生活着羌、戎、匈奴等先民。后来秦朝设北地郡，驻兵屯垦，筑长城、修秦渠，开创了宁夏引黄灌溉的历史。秦汉时期各民族进一步走向大一统的历史进程，贯通中原与北地的“萧关”由此成为宁夏“长城”诗歌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意象。

      汉乐府古诗《上之回》描述了汉武帝沿回中道出萧关巡视，巩固边塞、展示国威从而使得“月氏臣，匈奴服”的图景。汉文帝时期匈奴北入萧关，随后汉武帝设安定郡，扩修回中道，并吸引众多移民定居于此，发展成军屯民垦的大后方。诗中的回中道则在张骞“凿空”后成为丝绸之路上由固原通往关中，向北通往河西地区乃至西域的必经之路；而由萧关衍生而来的萧关古道，实现了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贯通，极大地促进了民族交融与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

      班彪的《北征赋》，开启了东汉抒情小赋之先声。诗人班彪登上长城，凭吊古战场朝那，缅怀汉朝历史上的驻边将领孙印。诗中所记录的安定、朝那、彭阳、高平，均为固原的古地名。《北征赋》怀古思今，在表达反对战争、渴望和平之愿望的同时，展现了当时宁夏固原长城内外以及与中原地区的互通互融。

      宁夏被称为“塞上江南”。事实上，这一词汇早期同样用于形容塞上对华夏文化的接受与传承。北周大成元年（公元579年），大批江南居民迁居灵州，《太平御览》记载“其江左之人，崇礼好学，习俗相化，因谓之‘塞北江南’”，指出这些移民对宁夏地区各族民众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以至时人将当地社会习俗与江南相提并论。相应的，在这个多民族聚居之地，移民也不断与北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南北朝时期，王褒的《饮马长城窟行》、董绍的《高平牧马》都涉及到宁夏长城沿线骑马、牧马的场景。

大唐雄风的生动展现

      随着诗歌艺术的发展，“萧关”和“回中”等不断被吟咏，以唐代尤甚，成为宁夏“长城”诗歌的经典意象。卢照邻的《上之回》借汉乐府“回中道路险，萧关烽堠多”一句，写出了与原诗大异其趣的初唐昂扬之气。杜甫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非常关切西北边情，以“萧关陇水入官军，青海黄河卷塞云”之诗句勾画出萧关塞外雄阔之景。

      贺兰山位于宁夏北部，东面庇护着银川平原的沃野，西面哺育着内蒙古阿拉善的牧场，长城横亘于贺兰之脊。唐代诗歌中，卢汝弼以“朔风吹雪透刀瘢，饮马长城窟更寒。半夜火来知有敌，一时齐保贺兰山”（《和李秀才边庭四时怨·其四》）体现了动人心魄的边关豪情。顾况的“仰秣如上贺兰山，低头欲饮长城窟”（《梁司马画马歌》），则呈现出对贺兰山及其周边长城的艺术想象。

      灵州作为中原农耕与北方游牧地区的接壤地带，也曾是郭子仪驻守、唐肃宗登基的地方。在古代诗词中，此地与长城烽堠共同见证了西北边地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如“西北正传烽候急，灵州共喜信臣居”（张蠙《送卢尚书赴灵武》）就流露出唐代诗人昂扬自信的开阔胸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太宗在灵州与铁勒诸部及回纥、粟特等部族首领举行著名的“灵州会盟”，“羁縻州府”由此成为唐代管辖边疆民族地区的模式。期间，唐太宗即兴赋诗并刻石，史称“太宗灵州勒石”。在另一首《饮马长城窟行》中，唐太宗以“扬麾氛雾静，纪石功名立。荒裔一戎衣，灵台凯歌入”记述灵州勒石纪功，彰显了大唐盛世的雄威。

宁夏境内的明长城（北岔口段） 李鹏/摄

家国情怀的充分彰显

      宋代把战国秦长城作为防御工事，并加以改造利用。这一时期，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主动吸纳和高度认同中原文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加广泛深入。

      大文豪苏轼、苏辙都在诗歌中对河西勇士郭纶表达过赞赏之情。苏轼以“因言西方久不战，截发愿作万骑先”（《郭纶》）的诗句，展现了郭纶这位勇士保卫大宋王朝的决心。苏辙用“此非介子推，安肯不计功。郭纶未尝败，用之可前锋”（《郭纶》）的诗句，表达了文人壮志难酬的普遍际遇，展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责任感和渴望和平的豪情壮志，可谓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程中的个体缩影与鲜明写照。

      这一时期的“长城”诗歌中，“贺兰山”意象尤为突出，进一步强化了民族交融的主题。梅尧臣以“西城橐驼来贺兰，入贡美玉天可汗。萧关夜开月团团，弹筝古峡鸣哀湍”（《寄渭州经略王龙图》）表达对宋夏议和的积极态度；陈郁《赋薛侯》通过“中都久住武城坊，屋头养骆如养羊……焉知不将万人行，横槊秋风贺兰道”（一作周邦彦诗）反映出长城内外民族交融的场景。被誉为“金人乐府第一”的邓千江词作《望海潮》，不仅描写了“静塞楼头，晓月依旧玉弓弯”的长城夜色，且以“招取英灵毅魄，长绕贺兰山”词句表达守望和平的思想。在诗人眼中，贺兰山已不仅仅是一座山岭，它与长城相伴，成为了守护民族和睦的象征。

“天下一家”的时代象征

      明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发展的重要时期，“华夷无间”“天下一家”的治国理念得到进一步彰显。

      据《嘉靖宁夏新志》记载，明代历任宁夏巡抚42人中，41人来自浙江、江苏、山东、山西等地区。这些官员在履行政务的同时，通过吟诗唱和、咏怀抒情进而形成著名的“流寓诗派”，留下许多“长城”主题诗歌，如郜光先的《登长城关如阙》、魏谦吉的《登长城关瞻眺有怀》、王琼的《驻兵花马池》等。尤其是石茂华在《中秋登长城关楼》中，以“且喜休屠今款塞，长歌不觉露漙漙”表达了对于长城内外互通商贸、和平安宁的喜悦之情，这与史料记载中的汉蒙互市可谓相得益彰。

      清代进一步致力于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大一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历史时期。

      曾任职甘肃宁夏知府的顾光旭，通过追怀“汉节萧关道，唐宗灵武台”（《五原》），抒发了对国泰民安、家国兴盛景象的渴盼。游历过宁夏的文人李重华，则以“此去汉南皆枕席，马蹄思踏贺兰山”（《过居庸关》）的诗句，巧妙地反映了西北边地安宁和谐的景象。

      自古至今，长城凝聚着中华儿女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众志成城的爱国情怀、坚韧不屈的英雄气概，是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象征，始终感召着亿万中华儿女。诸多古代宁夏“长城”主题诗歌对长城的咏颂，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体现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认同、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用心守护，是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生动写照。

宁夏境内的战国秦长城遗址（原州区官厅镇明庄梁段） 祁学斌/摄

（作者郭艳华为北方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马竹君为北方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系北方民族大学“民族融合视域下的古代宁夏‘长城’主题诗歌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YCX23057 ）

文：郭艳华 马竹君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4年第2期

责编：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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