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衣色尔·克尤木在岳普湖县铁力木乡3村的广场上与村民共度麦西来甫    拉姆/摄

　　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生活方式。1970年代初，克衣色尔·克尤木出生于北京，在人大附小读完小学，随后随父母回到新疆并考入全疆重点校新疆实验中学。6年后，他以当年乌鲁木齐市“民考汉”高考生第一名的成绩，再次回到北京——他的第二故乡。

　　1990年代中期，正是中国市场经济勃兴之时。克衣色尔亲眼目睹了北京的快速发展，这令他对千里之外的家乡的思念更为迫切。4年后，作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警察管理专业的高材生，他放弃留在北京发展的机会，回到乌鲁木齐——较之北京，新疆更需要通晓法律法规、掌握维吾尔、汉、英三种语文的建设者。

　　自1995年起至今，克衣色尔在新疆经历了从大学老师到自治区政府机关干部、再到南疆基层干部的身份转变。从祖国心脏到最边疆，如此由“上”而“下”的逆向流动，通常难以为常人理解。更何况2012年，他服从组织安排、接受任命前往南疆时，正是新疆尤其南疆反恐形势严峻之时。然而他相信，社会进步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于我们身边千千万万的普通个体。“当年以处级干部身份任阿克苏市阿依库勒镇镇长，是服从组织安排，也是个人选择。基层工作经历，让我更加清楚‘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2016年夏天，借着克衣色尔来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为期一周的培训机会，我们终于面对面地坐在人民大学校园内的一家咖啡馆中。克衣色尔穿着一件合身的白色衬衫，衬衫下摆塞进普兰色西裤里，这让他看起来非常干练。那个喜欢唱《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白衣少年，已成长为一位站在反恐前沿、带领全县各族群众共同富裕的一县之长。长期“白+黑”“5+2”的超负荷工作及压力，令他过早地生出满头白发。

　　    当年的人大附小尚未搬离人大校园，倒座庙1号院与人大仅一墙、一巷之隔，这里正是他人生开始的地方。在此进行访谈，冥冥中似有天意。

——编者

　　我叫克衣色尔·克尤木，维吾尔族，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岳普湖县县长。

　　1972年岁末的一天，在首都北京的复兴医院妇产科，我和所有新生儿一样，哭喊着来到了这个世界。也许大家会好奇：一位维吾尔族人怎么会出生在北京？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我的父母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维语部工作，所以我就成了“北京人”。随着年龄的增加，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疑问：我的父母是怎么来到北京的，难道他们和我一样也出生在北京？

　　我喜欢听父母讲诉他们的成长、生活经历。那时，年幼的我总是非常好奇并难以理解：我们两代人的生活只相隔30多年，为什么竟会有如此大的差距？

父辈的人生道路

　　1936年5月，我的父亲克尤木·库尔班出生于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阿合亚乡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新疆和平解放后，在党的关怀下，阿克苏市成立了第一中学。这可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许多世代为农的维吾尔族贫困家庭的孩子，因此有了学习知识、学会做人、改变命运的机会。尽管我的爷爷奶奶都是农民，但很有远见，节衣缩食地供父亲上学。如果不是这样，也许爸爸至今还是一位农民，而且很有可能同样的命运再次复制到我头上。父亲通过努力学习，走出了小县城，开始了自己的人生之旅。

　　据父亲讲，作为阿克苏市第一中学的首批入校新生，他当年甭提有多开心和自豪了！渴望学习并能得到学习机会，是件非常幸福、快乐的事情。不过，那时他们住校回不了家，放寒暑假时需要徒步两天才能到家。天哪——从阿克苏市区到乌什县城才120公里，现在坐车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想到这些，我们真是太幸福了。

　　1953年，父亲以优异成绩考上新疆学院（新疆大学前身）。从阿克苏搭乘卡车，坐在车棚的货物上风吹日晒地颠簸一星期，才能到达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且不说“灰头土脸一身味儿”，光是那高低不平的沙土路和弹石路，就够要命的了。换成我们这代人，估计大肠、小肠、十二指肠都会颠错位。为了上个学受如此大的罪，值得吗？后来我想明白了：新疆学院是新疆的最高学府，能够接受正规系统的高等教育，再辛苦也值了。仅从父亲当时留下的照片中，就能强烈地感受到当年他们的精神面貌有多好。在父亲的大学毕业证上，赫然有“包尔汉”三个字。包尔汉祖籍阿克苏，是当代著名社会活动家，他参加并组织了和平解放新疆的工作，为新疆的和平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没想到当时包尔汉作为新疆首任人民政府主席，还兼任着新疆学院院长，可见我们党多么重视教育啊！

　　听父亲讲，本来学校决定派遣他们留学苏联，但因为中苏关系紧张，留学“泡汤”了。正当父亲郁闷时，命运出现新的转机：学校改派他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习。就这样，父亲走出新疆，来到了伟大的首都北京。

　　哲学可是费脑子的学问，是所有学问中的学问、智慧中的智慧啊——想到这儿，我不由地对父亲肃然起敬。特别是看到他的硕士毕业证上写着“吴玉章”三字，更让我暗自惊叹。吴玉章历经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是位跨世纪的革命老人，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一起被尊称为“延安五老”。他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17年，桃李遍天下，其中当然也包括我敬爱的父亲了。

　　圆满完成学业后，父亲回到新疆大学马列部任教，结识了同为大学生的妈妈。故事讲到这里，接下来也许就是娶妻生子、教书育人，平静地度过自己的下半生。但谁也没想到，国家决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设维语部，让新疆的少数民族也能听到北京的声音。

　　那时新疆的各族人民翻身做主人后，是多么渴望能听到、听懂党中央的声音、毛主席的声音。也正因为如此，父亲又一次成为幸运儿，被直接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维语部担任编辑。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中央民族语文翻译中心（局）的发展壮大，父母亲又服从组织安排，进入翻译局从事维文编译工作，我们全家也搬到了翻译局所在地海淀区倒座庙1号院。翻译局共有七个少数民族语言文室：维吾尔文室、哈萨克文室、藏文室、蒙古文室、朝鲜文室、壮文室和彝文室，承担党和国家重要文件文献、法律法规和重大会议的民族语文翻译、同声传译工作，为党和国家及社会组织提供民族语文翻译服务；开展民族语文基础理论、翻译理论和其他特殊问题的研究，提出有关意见建议；开展民族语文新词术语规范化、标准化研究，开展民族语文信息化研究等工作。

　　长大后特别是我自己也在民族地区从事行政工作后，才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党的伟大之处：能够出台和实施最好的民族政策，能够平等对待各民族，并且把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伟大成果与各少数民族共享。我为父辈的努力与作为，深感自豪。

在北京的幸福童年

　　我的快乐童年时光是在北京度过的。

在北京生活时期的克衣色尔全家

　　倒座庙1号院居住着汉、维吾尔、哈萨克、藏、蒙古、朝鲜、彝、回、壮、锡伯、塔塔尔等许多学者及其家属。当时生活条件简陋，大家住在同一栋筒子楼里，几家共用一个厨房，卫生间也是在楼外另建的公共卫生间。但无论哪个民族，大家都亲如兄弟姐妹，幸福快乐地生活着。我们相互品尝美食，相互串门做客，相互扶危济困。

　　为了每年全国“两会”及五年一次的全国党代会的顺利召开，翻译局的工作人员都要经历长达一个月的、全封闭的上会工作。在此期间，家属们从来都不分民族、不分彼此，相互帮忙照看子女和老人。对于父母都上会的家庭的孩子，更是格外关照。

　　父母经常给我讲述1979年夏天发生的一件事儿：那年单位组织全体员工及家属到颐和园游玩。我自不量力，学着大人偷偷下水游泳，到深水区后，差点被淹死。如果没有各族叔叔们的及时相救，我可能6岁时就在颐和园的昆明湖与大家永别了……现在想想，说“我的生命是民族团结的见证”，也不为过。

　　虽然我们在语言、服饰、饮食、信仰、生活等方面有所不同，但我们有着可共同交流的语言——汉语，有着共同认可的身份——北京人，有着大家共同维护的家园——首都，还有着彼此共同树立的理想——好好学习、报效祖国。我们各民族孩子一起上学、一起玩耍、一起生活、一起成长，早已跨越了地域、民族、血缘之隔，从小就建立了超越时空的亲情，按北京的老话说就是“发小”。即便现在我们都已成人、身各一方，也从未中断联系。只要有机会回北京，哪怕时间再短，我都会和我的藏族、满族发小聚一聚。

　　我想，这就是伟大的党和祖国母亲赋予各族人民“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最好诠释吧。

　　1985年5月，从小离家的父亲为照顾年迈的爷爷，带着我们又回到新疆大学，我和弟弟也开始了在新疆的生活。那些年，父母更是经常忆起、聊起在北京工作、生活的日夜。

　　父母常说，是伟大的党对少数民族教育、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关心关怀和极好的政策，才有了他们个人命运的改变，能够成为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全家才有了在北京幸福快乐地生活的经历。

　　在与我们兄弟俩的谈话中，二老说的更多的则是：他们永远忘不了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文学艺术的关心关怀。至今，家中还珍藏着二老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他们参加过的历届全国人代会、全国党代会及全国政协会的工作证。

　　2015年是中央民族翻译局成立60周年大庆。斯时79岁的老爸和74岁的老妈，拿出了他们珍贵的影集：翻译局各民族干部在国庆时身着华丽民族服饰在天安门前的合影。照片中，他们是如此年轻，笑容如此甜美，就像一朵朵绽放的石榴花。

　　每当二老用满是皱纹的双手轻轻地抚摸这些老照片时，他们眼中流露出的怀旧、留恋和幸福，总令我难以按捺住眼中的泪水……

克衣色尔在岳普湖县铁力木乡喀拉托格拉克村小学，为小学生做热爱党热爱祖国的主题讲话     拉姆/摄

克衣色尔在岳普湖县医院考察并慰问医务工作者及群众

向全体维吾尔族同胞呼吁

　　回新疆后，在父母及组织的培养下，我在乌鲁木齐完成中学学业，在北京读完大学，又回到了乌鲁木齐，在父亲最后的退休岗位——新疆大学执教。几年后，我调往新疆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工作，后又在组织的关怀下，前往阿克苏及喀什地区相继担任阿依库勒镇镇长和岳普湖县县长。

　　回想在新疆生活特别是在阿克苏、喀什工作的这些年，我在深深了解我们维吾尔族热爱和平的传统和天性的同时，更加感受到党的伟大和祖国的温暖。我们的祖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维吾尔族和其他各少数民族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祖国母亲的儿女，国家针对新疆尤其是南疆的特殊优惠政策一直没有中断过。

　　现在，我们维吾尔族享受着低保、社保、医保，农民群众盖房、种粮、养殖、购买农机都有补贴，城乡居民实现了病有所医、住有所居、老有所养、幼有所教……各项惠民政策接踵而至、落地开花。这些都是党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及自治区党委的关心、关怀！

　　我用我父辈和我的亲身经历、亲眼所见和亲身感悟，郑重地告诫我的维吾尔族同胞们：

　　我们一定要认清“三股势力”的真实面目和罪恶本质。他们仇视党和政府，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仇视各民族亲如一家，仇视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仇视我们来之不易的安定局面。他们是歪曲宗教教义的阴谋家，是披着宗教外衣的作乱者，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是与我们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敌人！

　　“三股势力”是我们维吾尔族的败类，他们的双手沾满了各族群众的鲜血，他们不仅抹黑了爱党爱国、热情好客、质朴善良的维吾尔族整体形象，还让拥有灿烂文化、传统美德和优秀品质的维吾尔族贴上了“愚昧无知、拒绝文明、暴力恐怖”的标签。

　　作为党培养多年的维吾尔族县长，我更要郑重地告诫我的维吾尔族同胞们：

　　我们千万不能上“三股势力”之当、行助纣为虐之事。我们要擦亮眼睛、保持清醒头脑，与“三股势力”、宗教极端划清界线并做不懈斗争。我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携手构筑起各民族反恐的钢铁长城和铜墙铁壁。只有以实际行动撕掉“三股势力”给维吾尔族贴上的耻辱标签，才能真正拯救我们的民族。

　　回想父母的一生，我想说：感谢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我相信有千千万万个少数民族家庭像我们一样，沐浴着党和祖国的恩情；有千千万万个少数民族家庭像我们一样，摆脱了贫困、愚昧和苦难，接受教育，与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伟大成果。

　　观百年沧桑，如果没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祖国母亲能从被压迫、欺凌乃至生灵涂炭、一盘散沙中，走向富强、文明、繁荣、昌盛，自豪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如果没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少数民族能够在科技、教育、文化、艺术、卫生、宗教等方面，特别是在摆脱贫困、提高素质、走向富裕、幸福生活方面，受惠于如此好的民族政策吗？

　　看今朝巨变，是时代与国家赋予了喀什地区及岳普湖县最佳的发展时机和最好的政策。喀什是连接我国与亚欧各国往来的重要通道，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巴经济走廊和喀什经济开发区三大战略齐聚。独特的地缘，为我们带来了优势，也使其成为反分裂、反恐怖、反渗透的前沿阵地和主战场。实现精准脱贫、共同小康的伟大历史使命，岳普湖需要和平稳定的发展空间，需要万众一心的各族人民群众，需要水乳交融的党群、警群、军民关系，更需要我们维吾尔族同胞同仇敌忾、不辱使命、发声亮剑的智慧与行动！

　　习总书记在新疆调研期间，号召各民族人民“要像石榴籽那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像石榴籽那样紧紧地抱在一起！”是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坚定不移的选择，是新疆各族人民共同的心声。而我的父辈，我的生活与命运，早已与祖国、与共产党、与各族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