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文艺百花园里的一簇奇葩，明清小说中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名著”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早已成为重要的中华文化符号，是各民族共享的精神财富。尤其是诞生于明代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三部典型的世代累积型作品，从其本事发生到蜕变为通俗故事，再到出现集大成性质的案头定本并持续、广泛传播，始终伴随着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

三国故事、水浒故事、西游故事的演进和传扬，是在中华文学版图中进行的，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基质内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原地区文学家发挥了主动力作用，不仅深刻影响着故事演化的进程、轨迹，也模塑出故事的主体形态，并将一系列核心品格、气质凝铸其中。但所谓“世代累积”，并不单是中原汉族作家、作品“行列而来”，而是多民族文艺经验交叠、渗透、拼合而成的一幅巨大“光谱”。即便在集大成定本问世以后，故事的赓续传播实迹既立足“中原文化辐射式影响”这一模式，也受益于多民族叙事经验。各民族的叙事经验通过地域、信仰、媒介等“文化滤器”，相互“转译”、借鉴进而交融，并有所选择、有所改易、有所创造，使其更加富有生命力。因此，高度关注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融合的作用，既有利于还原中华文学经典生成的真实生态，也是我们分析与阐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世代累积型作品思想性、艺术性的基础。

本事：世代累积型作品的文化交融背景

一个显著但可能被忽视的历史事实——《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三部作品，其本事发生的时代，正是历史上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时期。

杨义先生曾指出：“中华民族的原本生存和发展状态，是多部族和民族（包括一批古民族和今存的56个民族）在数千年间不断地以各种态势和形式交兵交和、交恶交欢、交手交心、交通交涉，上演了一幕幕惊天动地、悲欢离合的历史悲壮剧，从而衍生出灿烂辉煌、多姿多彩的审美文化创造，并最终形成了一个血肉相连、有机共生的伟大的民族共同体。”而“三国”“水浒”之本事，正是在民族之间“交兵交和”“交恶交欢”背景下发生的。若拘泥于具体作品（尤其集大成定本），读者看到的往往只是政权之间的割据与对抗（尤其是战乱），但回归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维度来看，这种冲突客观上也某种程度地刺激、推动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如汉末三国时期，群雄逐鹿中原，连年征战，北方的匈奴、鲜卑等民族随之大规模内徙，边疆地区也处于动荡之中。为应对“天下之势”，各方均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作出调整，以求在“板块剧烈碰撞”的特殊时期维系生存。及至“三足鼎立”之势形成，大家进而以局部活动与“鼎足”态势形成互动。对于边疆各民族，魏、蜀、吴“三国”采取了相应政策，而这也直接影响了其在历史上的形象以及进入后来故事系统的文学形象。

总体说来，蜀汉政权对少数民族推行的是怀柔之策，即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讲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曹魏、孙吴两个政权则有所不同。

从历史的角度看，“三国”对少数民族所采取的策略，是其霸业意图的产物，需要回归具体的历史情境去分析。而当“三国”由历史形象向文学形象过渡时，不同民族政策的历史实迹也与“三国”在公共领域形成的“刻板形象”相适应。蜀汉之怀柔，从本质上说是为其经略西南、联吴抗魏的策略服务的，却贴合了“仁德”形象，更成为主人公（尤其是诸葛亮）角色塑造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曹魏、孙吴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则成为加重其作为蜀汉对立面形象的一个重要砝码。其实，曹魏政权之策，某些方面客观上也有利于促进各民族的往来。如大量氐、羌民众迁入关中，推动了秦陇地区多民族杂居之文化生态的形成。

历史上虽有“交兵”“交恶”的时候，但各民族关系的主流依然是“交手交心”“交通交涉”，即交往交流交融，“西游”故事正是这种文化交流交融的产物。可以说，玄奘赴天竺求法的历史本事，本身就是中原文化与西域各民族文化交流乃至中外文化交流的实证。

六朝以至隋唐，是中华版图进一步拓延的重要时期，以古代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等为主的交通路线的持续开发、拓展，极大地促进了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融汇。在以商贾、军士、艺人、僧侣等“流动者”为主体的经济、技术、艺术、宗教往来中，观念、知识、信仰也在传播、融通；各种信息以口头或纸质媒介广泛流传，使得中原民众对西域等民族地区乃至更遥远世界之想象有了更多附丽的依据和发挥的素材。从“求法本事”到“取经故事”的演化之所以能够顺利实现，无疑得益于拓延中的中华文化版图这方“锦幕”。

而在这方“锦幕”中，边疆民族地区尤其值得关注。玄奘求法的本事最早由佛教徒完成“故事编译”工作，代表作是《续高僧传·玄奘传》《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等。佛教徒基于一种“历史构造”思维，将零散的事迹编译为完整的事件流程，并以宗教想象推动故事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传奇化。但这些文本主要流传于佛教徒集团内部，玄奘本人又不耐俗务，这就导致民众对其事迹的想象长期缺乏“第一手材料”，以致直到晚唐时期，中原地区的玄奘传说基本上还停留在摩顶松、观音授经等初级形态。在由“本事”向“故事”过渡的时期，目前可知最早的通俗“取经故事”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这应该是一部晚唐五代时期的俗讲底本。它将我们的目光直接拉到西北（以敦煌为中心）民族地区——如果没有这片土地的文化滋养，被包裹在历史、宗教氤氲中的“求法本事”何时才能演变成通俗化的“取经故事”，恐怕还是未知数。

进一步说，世代累积型作品往往是从中华文化版图这方“锦幕”中浮现出来的。其本事就具有多民族文化的深刻历史烙印，而在向通俗故事过渡、转化的关键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是起到了催化作用。

人物：世代累积型作品多民族叙事的核心

无论中国叙事传统还是西方叙事传统，叙事的核心都是人物。

考察世代累积型作品的多民族叙事，少数民族人物及生产生活方式和当地自然人文景观必然是首要切入点。百回本《水浒传》在征辽故事部分集中描写了少数民族将士，但对其形象的塑造往往存在刻板化倾向。如第83回对阿里奇的描写，与其说是一种历史真实的再现，不如说是基于舞台艺术形象的再加工。这个文本涉及的多民族杂居地区也很多，但在形象塑造上都显得过于简单，如高老庄在乌斯藏国的场景描写等就基本上没有体现出特色。

相比之下，《三国演义》对少数民族首领孟获形象的塑造还是比较成功的。《三国志》中没有对孟获的记载，裴松之注引《华阳国志》呈现了“七擒七纵”事迹，但其关于孟获的书写已有明显文学化倾向。而当这个人物真正成为文学形象时，又生成了两副面孔：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说故事里（如彝族《孟获的传说》、布依族《花米饭》等），孟获乃英武神圣的部族首领，是受崇拜的偶像；在《三国志平话》中，他则显得颟顸鲁莽有余，仅仅作为诸葛亮“多智多谋”形象的反衬。

罗贯中则“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吸收各民族历史、文学叙事经验，在历史构造（七分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文学想象（三分虚构），将上述事迹演绎得别开生面。但究其本质，《三国演义》中的孟获形象仍是服务于叙事意图的功能性人物。可见，仅仅从这一定本中观察少数民族人物，会更多地看到一种刻板化、功能性形象。

所以，本文讨论多民族叙事经验对人物形象的影响，更注重其在人物形象塑造之历史过程中的积淀。以孙悟空形象为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叙事经验累积、沉淀的产物。

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学界关于孙悟空原型的讨论，主要是“外来说”与“本土说”之间的角力。持“外来说”者主张悟空形象源自印度神猴哈奴曼；持“本土说”者则认为本土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中有不少神猴（猿），可以从本土形象中发现其原型，如无支祁、白猿精等。当代学者则多持折中意见，承认两种主张各自的合理性，进而认为孙悟空形象是中外文明交流、碰撞、融合的产物。

历史上，在中外文明交流的过程中，边疆民族地区往往发挥了“滤网”的作用。孙悟空形象中确实可见哈奴曼的影子，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古代印度史诗中的神话形象是如何传入中国并为中原故事系统所接受、改造的？更进一步说，“外来”的神猴要通过“滤网”处理，才能进入中原故事系统。换言之，这不仅仅是中原文明对异域文明的直接接纳，也有周边地区各民族对异域文明的受容，进而通过多民族叙事经验拓展了向中原传递的路径。

由于目前所见最早的孙悟空形象直接原型是“猴行者”，学界目光自然移向西北民族地区。蔡铁鹰先生在讨论“猴行者”文化渊源时指出：“古羌人的猿猴故事可以看作是《取经诗话》产生的重要文化背景。”这是极有见地的。哈奴曼形象通过北方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必然经过了西北地区多民族叙事“猴祖记忆”的过滤。

况且，“猴祖记忆”不是西北多民族叙事独有的，哈奴曼形象传入中国的路径也不止一条。除北方丝绸之路外，还有南方丝绸之路（川滇至缅印通道）和海上丝绸之路。考虑到海上丝路的开发时间略晚，哈奴曼由海上登陆的时间大概在宋元时期。南方丝路的开发时间则很早，汉代已初具规模，至唐代已相当成熟。这也是哈奴曼传入中国的一条捷径。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在八、九世纪以后，《罗摩衍那》已逐渐传入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地。从这一带再传入中国，是比较方便的。”

西南民族地区的“猴祖记忆”也十分常见，这与西北民族地区又是相连相通的。王小盾先生曾指出：汉藏语系各民族中普遍存在具有原始信仰涵义的猴祖神话。直到如今，依然可以在西南少数民族的文献典籍、口承故事、民俗仪式、传统艺术中看到这些神话的遗存。这些跨越民族边界的图腾崇拜和神话传说，正是故事由西向东、由周边向中原传播过程中“神猴”形象进入故事系统的天然基础。换句话说，哈奴曼形象所通过的“滤网”包括西北、西南等多个渠道。这也是由藏彝走廊连接起来的多民族地带，其衔接着南、北丝路，形成了一条横亘绵延的文化网带。

不止西游故事如此，多民族叙事对世代累积型作品人物塑造的影响是普遍的，它不仅发生于汉文定本出现以前，也在其之后。由定本确立的人物形象，在由中原地区向周边民族地区传播的过程中，必定与当地神话传说和民俗信仰相结合，成为其艺术传统和知识系统的一部分。

汉文定本的影响与多民族叙事的活力

毫无疑问，世代累积型作品的汉文定本具有恒久的艺术魅力和无穷的阐释空间，在公共传播方面也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基于此，我们有时候会在其“影响研究”框架内陷入一种单向逻辑：定本形成后即开始辐射式的传播，周边多民族叙事随之进入“后定本时代”，即以定本为蓝本，亦步亦趋地演绎故事。当然，这类作品确实存在，但主要是翻译作品，如阿日那蒙古文《西游记》、无名氏回鹘体蒙古文《孙悟空故事第一回》等。事实上，更多“后定本时代”的多民族叙事依旧保持着自身文化活力，一方面吸收汉文定本的经验，另一方面又直接传承本土传统，并结合自然、信仰、风俗等因素进行重构、再造。

如彝族长篇故事《勒格诗惹》在人物、情节等方面明显受到罗贯中本《三国演义》的影响，但与其塑造方式相反，孟获的形象依旧是正面、高大以及崇高的，具有英雄的神话色彩。特别是“七擒七纵”的情节，目的在于强化故事的传奇性和人物的立体感。

再如古彝文《唐僧取经记》。有学者推测此书来源于明朝初年汉族移民带进彝族地区的民间话本，也有学者认为其源自百回本《西游记》。但无论怎样，受到某部汉文祖本（甚至定本）影响的古彝文《唐僧取经记》，其自身特色依然十分鲜明。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少数民族叙事（尤其仪式文本）引入“西游故事”，可能既缘自汉文小说的审美影响，也出于民间宗教实践的需要。彝族毕摩之所以唱说“西游故事”，目的是证明其所用经书的权威性、神圣性。侯冲先生在对一些地区流传的《佛门请经科》进行考察时指出：“《佛门请经科》及与之相关的唐僧取经故事，它们出现在斋供仪式中的原因，是为了说明道场所用经是唐僧从西天请来的。”这就为斋供仪式文本的权威性与神圣性提供了保障。再如明显受到百回本小说影响的壮族师公经《西游记》唱本开篇言道：

叹故事，去西天取经，和老龙相争，就造有经文。去阎罗退事，就领做斋场，前进十八年，到西天才回来。只叹唐三藏，去灵山请经，去到庙雷霆，得经来斋荐。

它明确指出，本场斋荐所用经卷是唐僧取来的。这与毕摩经引入故事的逻辑完全一致。

同时，多民族叙事对故事的细节处理，通常会结合自身的艺术传统。如古彝文《唐僧取经记》通天河一段，将经书沉入水中的是一条红鱼：

来一条红鱼，说来一句道：“上天入阴书，分一份给我，一千多年来，我都在海中，未见过此经。”唐僧和行者，开口把话说：“没有你的份。”可怜的红鱼，感到很伤心。就将那些书，吞到肚里去。贪吃的八戒，沉入到海中，去哄弄红鱼，将它骗上岸，叫它吐出书。可书已浸烂，沾满了污泥。

作为个案看，这似乎是将“鲤鱼精”和“老白鼋”合二为一了，但类似情况在其他民族的唱本中也可以找到，如壮族师公经《西游记》通天河一段驮师徒过河的也是“鲤鱼精”。这说明在西南民族地区流传的“通天河故事”有相对稳定的形态，“鱼怪作祟”是一个比较固定的情节焦点。总之，百回本小说所确立的“老白鼋”形象对这些唱本的影响不是绝对的，本土文化经验在情节构造、人物塑造等方面依然起到了重要作用。

更进一步说，中原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是多民族叙事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源头活水”。中原文化的吸纳、整合、改造能力是强大的，对周边民族地区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长久以来边疆民族地区始终与中原文化“圆心”保持密切的良性互动，并且在参与世代累积型作品的重述、再造过程时，也始终以自身的艺术传统和知识系统为参照，保持了鲜明的叙事特质。

综合以上，可以看到：在上述世代累积型作品生成、传播过程中，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交融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从本事到故事，再到形成集大成性质的定本以及后世赓续传播，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是“世代累积”过程的基本语境。《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汉文定本的出现，固然得益于中原历史叙事、文学叙事的传统以及汉民族优秀作家的书写，但同时也正因为有了多样性、多元化的多民族叙事经验，这些故事才如我们当今所看到的那般庞大丰盈、鲜活生动。

回归故事，无论是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三国演义》，还是开白话章回体长篇小说先河的《水浒传》，或者是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浪漫主义小说的巅峰之作《西游记》，将这些作品的诞生、演化和传播纳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历史背景下的中华文学史建构、书写过程，便能真正发现其艺术魅力和文化活力之所在。

或许，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比喻作为收束：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明代经典小说为代表的世代累积型作品的生成、传播，既呈现“群星璀璨”的壮观景象，更具有“百川入海”的恒定规律。各民族作家的优秀作品犹如满天繁星，荧动辉耀、遥相呼应，共同织就了中华文学的浩瀚星空；各民族叙事经验犹如一道道古老而悠长的溪流江河，沿途吸纳、汇聚多方而来的活水，翻腾着浪花奔流到海不复回，百川的最终归宿是海——中华文化辽阔而深邃的大海。正是在这无垠的海面上，世人得以聆听中华民族文学之声的永恒交响。

来源：《中国民族》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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